法律在保护生命权的同时，也强调成年人应对自身行为负责。在社交饮酒场合，组织者、同饮者、经营者均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，但最终，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。

在自由与责任并存的现代社会，个体的自主选择需以理性为基石，法律的公平正义建立在事实与逻辑之上。司法拒绝“谁死谁有理”的道德绑架，更不纵容“以闹取利”的不良风气。

 

 

【#男子参加婚宴饮酒死亡被判全责#】#男子婚宴饮酒死亡家属索赔新人238万

 

男子参加婚宴饮酒后死亡，家属起诉新郎新娘等索赔238万元，二审改判死者自担全责。此前法院一审酌定，新郎新娘（刘某王某）承担20%的赔偿责任，酒店承担10%的赔偿责任，共计赔偿68万余元。判决后，刘某王某及酒店均不服上诉，二审法院认为，死者姜某应当对自身死亡后果负全部责任，改判撤销一审判决。刘某王某补偿姜某家属1万元，酒店补偿10万元。

 

 

【法律解析：为何“全责在己”？法院裁判逻辑揭秘】

 

1. 成年人饮酒属“自甘风险”行为，应自负主要责任

我国《民法典》第1176条规定：“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，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，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。”虽然该条文主要针对文体活动，但司法实践中已逐步将“自甘风险”原则扩展至共饮、探险、竞技等高风险社交行为。

本案中，姜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明知饮酒可能伤身甚至危及生命，仍选择大量饮酒，属于典型的“自愿介入风险行为”。因此，其应对自身行为承担主要乃至全部责任。

2. 组织者与同饮者的“安全保障义务”有限，非无限连带责任
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198条，活动组织者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。但在婚宴这类非营利性、社交性场合中，这种义务是有限度的，不能苛求组织者像专业医疗机构一样全程监护。

法院认为：

● 新郎新娘已提供正常餐饮服务；

● 无证据显示存在“强行劝酒”“恶意灌酒”等行为；

● 发现姜某醉酒后已安排休息；

● 并无明显失职或重大过失。

因此，不能将一般社交礼仪上升为法律义务的违反。

3. 酒店责任：仅限于“合理注意”，非“全天候看护”

酒店作为经营者，确有安全保障义务，但该义务主要体现在：

● 提供安全的设施环境；

● 对明显异常情况（如严重醉酒、摔倒、呕吐窒息等）进行干预。

本案中，姜某被安置在房间休息，未出现明显危急症状，酒店工作人员难以预见其会因酒精中毒猝死。若强行要求酒店对每一位醉酒宾客进行医疗级监护，显然超出了其能力与职责范围。

二审法院正是基于“无直接因果关系+无重大过失”，免除酒店的赔偿责任，仅支持其出于社会责任给予适当补偿。

4. “人道补偿”≠“法律责任”：司法温度与法治底线的平衡

值得注意的是，二审虽撤销赔偿判决，但仍支持新郎新娘和酒店分别给予1万元、10万元的“补偿”。这并非法律责任，而是基于《民法典》第1186条“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，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”的公平责任原则。

这是一种司法的人性化体现，既维护了“谁行为、谁负责”的法治底线，也兼顾了对死者家属的情感抚慰与社会和谐。

 

 

【共饮责任认定的关键要素与实务争议】

 

1. “劝酒行为”如何界定？法律与道德的边界

● 法律认定标准：司法实践中，构成“过错劝酒”需满足：① 存在强制、胁迫行为（如言语威胁、人身控制）；② 明知对方不能饮酒（如患有疾病、已明显醉酒）；③ 劝酒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。

● 实务难点：多数共饮纠纷中，因缺乏证据（如监控、目击者证言），难以证明是否存在“恶意劝酒”。例如，在广东某案件中，死者家属称同饮者多次灌酒，但因无直接证据，法院最终未支持赔偿诉求。

● 道德倡议：即便法律未苛责，但主动劝酒有违公序良俗。建议共饮者遵循“适度提醒、文明劝酒”原则。

2. 特殊体质者饮酒：组织者与同饮者的注意义务

● 典型案例：江苏某案件中，组织者明知饮酒者患有严重糖尿病仍劝其饮酒，致其低血糖昏迷死亡，被判承担50%责任。

● 义务升级：若组织者或同饮者明知他人存在特殊体质（如疾病、服药、过敏等），其安全保障义务显著提升，需采取更谨慎的劝阻或救助措施。

3. “酒后照管义务”的履行标准

● 司法共识：对于明显醉酒者（如无法行走、意识模糊），组织者及同饮者需采取以下措施：① 通知家属；② 护送回家或安全场所；③ 对重症醉酒者立即送医。未履行上述义务可能构成侵权。

● 创新实践：部分地区推广“酒局安全承诺书”，要求聚餐组织者签署，明确照管责任，增强法律意识。

 

 

【同类案件裁判趋势】

 

1. 近年来，司法实践对类似饮酒损害案件的审理呈现以下趋势：

强化成年人自我责任：除非存在强迫劝酒、明知对方不宜饮酒仍极力劝酒、醉酒后未尽救助义务等情形，否则一般不判决同饮者承担责任

2. 区分不同场景义务：商业性聚餐、婚宴等群体性活动、朋友私人聚会等不同场景下，组织者、参与者的注意义务标准有所不同

3. 证据要求更加严格：要求原告方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过错行为

 

 

【风险防控指南】

 

1. 个人防护：

○ 饮酒前评估自身健康状况，避免空腹饮酒、带病饮酒；

○ 控制饮酒量，拒绝强行劝酒，及时表明身体不适；

○ 酒后避免驾车、操作机械等高风险行为。

2. 组织者责任：

○ 提前告知参与者“理性饮酒”，设置酒水供应上限；

○ 安排专人负责醉酒者照管，记录其状态（如饮酒量、离开时间、联系方式）；

○ 提供醒酒设施（如蜂蜜水、休息区），对重症醉酒者立即拨打120。

3. 场所经营者义务：

○ 在醒目位置张贴“过量饮酒有害健康”提示；

○ 培训员工识别醉酒危险信号（如昏迷、紫绀、剧烈呕吐）；

○ 对客房内醉酒客人加强巡查，发现异常及时干预。

4. 法律风险规避：

○ 保留聚餐录像、通讯记录等作为证据；

○ 签订“免责声明”（虽无法完全免除法律责任，但可作为善意举证）；

○ 遇纠纷时优先通过调解解决，避免诉讼消耗。

 

 

【法律鼓励理性交往，尊重自我责任】

 

这起案件不仅是一次法律责任的厘清，更是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。体现了司法对“谁过错、谁负责”基本原则的坚持，避免了“谁受伤、谁有理”的和稀泥式裁判。在人情社会与法治原则之间，法院通过区分法律责任与人道补偿，做出了平衡性裁判。

法律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，但不免除每个人对自身安全应尽的基本注意义务。成年人的世界，理性饮酒、风险自担，既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社会负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