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贩子出狱后再次犯案，十余家庭破碎

 

每一个被拐儿童背后，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。王浩文案的审结，是对受害者家庭的一点告慰，也是对法律正义的伸张。打击拐卖儿童犯罪，是一场需要法律严惩、社会预防、公众警觉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之战。

 

 

 

从2001年开始，王浩文伙同其同伙共拐卖15名儿童，庭审当天，多名被拐儿童的家长出现在旁听席上，他们无法克制内心的怒火。就在王浩文被抓捕、起诉及审判的日子里，四川省资阳市的邓世军（化名）、刘娟（化名）夫妇终日以泪洗面，承受着失子之痛，他们的儿子邓奥于2010年3月26日被拐卖，一直下落不明。2014年王浩文在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落网，他的妻子胡志雄也因涉嫌协助王浩文转移贩卖被拐儿童被刑事拘留，专案组查明王浩文曾经先后将四名儿童拐骗至广东，根据他供认的信息，警方迅速展开营救行动，三名孩子先后被成功解救。2015年12月10日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判处王浩文有期徒刑十五年。2024年5月，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指控2006年王浩文曾因拐骗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继续拐卖儿童至2014年6月。

 

 

 

1. “漏罪”制度：刑罚未竟，追诉不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条规定：

本案中，王浩文在2015年仅因部分犯罪事实被定罪量刑，而其余11起拐卖行为未被发现。在服刑期间，随着“雷公”寻子案突破，公安机关查明其还有大量“漏罪”，依法应予追诉。这体现了我国“有罪必罚、不纵不枉”的刑事司法原则。

2. 量刑升级：为何判死刑？

根据《刑法》第二百四十条【拐卖妇女、儿童罪】规定：

“情节特别严重”包括以下情形：

● 拐卖三人以上；

● 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；

● 造成被拐卖儿童或其亲属重伤、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；

● 将被拐卖儿童卖往境外；

● 多次拐卖，流窜作案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。

王浩文案完全符合“情节特别严重”：

● 数量巨大：共拐卖14名儿童，远超“三人以上”的加重标准；

● 主观恶性极深：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，继续作案，具有明显的再犯故意；

● 社会危害性极大：造成多个家庭破裂，部分父母轻生、离婚，引发社会恐慌；

● 拒不认罪：到案后仅承认3起，否认包括川川在内的8起犯罪，毫无悔意，妨碍司法公正；

● 作案时间长、地域广：流窜七省作案，形成“拐—运—卖”链条，组织性强。

 

 

 

王浩文之妻胡志雄因协助转移、藏匿被拐儿童，被以拐卖儿童罪共犯追究刑事责任。根据《刑法》第二十五条，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。即便未直接实施拐骗，但提供运输、藏匿、联络买家等帮助行为，仍构成共犯。

其行为虽可能未直接参与“偷盗婴幼儿”，但作为犯罪链条的关键一环，依法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。

 

 

 

王浩文案的突破，离不开“雷公”雷武泽等寻亲家长的坚持，也得益于近年来公安机关“打拐DNA数据库”“团圆行动”等专项行动的推进。本案的处理，体现了我国司法的三大进步：

1. 对“买方市场”的打击持续加码

过去“重拐轻买”现象正在改变。根据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同样构成犯罪，最高可处三年有期徒刑。只有“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，不阻碍解救的”，才可从轻处罚。

2. 对“再犯”“惯犯”从严惩处

王浩文曾因同类犯罪入刑，释放后继续作案，属于典型的“屡教不改”，司法机关依法从重处罚，体现“惩罚与预防并重”的刑事政策。

3. 对“被害人权利”的充分尊重

本案中，多名被拐儿童家长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身份参与庭审，主张赔偿寻子费用、精神损害等，虽民事赔偿在实践中执行难度大，但程序上的赋权，是对受害者尊严的回应。

 

 

 

王浩文案的死刑判决，是对14个破碎家庭的告慰，是对“雷公”们22年坚守的回应，更是对所有潜在人贩子的震慑。正如四川省高院在二审判决书中所言：

我们坚信，在法律的利剑之下，在社会的共同努力中，“天下无拐”的愿景终将实现。